三文魚沒錯，批發市場也沒錯。

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(新發地農產品有限公司)董事長張玉璽一句：“三文魚案板檢測出新冠病毒”，全國三文魚遭殃了。關鍵是，進口三文魚去北京的第一站是在隔壁的大紅門京深海鮮市場。更為關鍵的是，大紅門所有市場無一確診病例，此次北京爆發的疫情，都和新發地有關聯。

但是，三文魚還是被全北京各大生鮮零售店鋪下架，這種“下架潮”延伸至全國，成都、哈爾濱、西安、太原等與北京有不近距離的各省市中，三文魚也都被下架，甚至一些地區的批發市場都不允許肉類流通。

因為張玉璽這句話，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認為，北京新發地的新冠疫情感染案例，可能來源于三文魚肉自身在境外被污染所帶有的病毒。很多人的朋友圈里，直接表示已將超市買到的冷鮮三文魚扔掉。

這種做法背后的邏輯是，三文魚本身被病毒污染，所以無論是不是經過新發地的三文魚都應該被扔掉。

而事實上，北京市官方的發布會上，已經事實上為三文魚辟謠。此次北京新發地的疫情爆發，與三文魚毫無關系。就連所有直接接觸處理三文魚的操作工人，也無一感染確診。

三文魚，冤枉!新發地老板的一句話，大紅門京深海鮮市場很受傷。

01 病毒來自哪里?

醫學媒體「丁香醫生」指出，從醫學角度來講，如果三文魚攜帶了病毒(三文魚作為水產生物不可能感染病毒)，來源主要有兩種途徑。一是被污染的三文魚及外包裝，將病毒帶入國內;二是在銷售時，市場流動人員或工作人員污染了三文魚生鮮區域。

我們來根據幾個事實分析究竟是哪種可能，新發地的病毒來自魚?還是人?

首先，張玉璽說檢測出新冠病毒的主要是三文魚案板。但是截至目前，并未有公開信息表示，在這案板上的三文魚肉帶有病毒。

同時，在新發地市場涉及三文魚相關的9名相關人員，均已接受新冠病毒核算檢測，結果全部呈陰性。

那么，如果病毒是來源于三文魚的話，與三文魚有直接接觸的人員并未攜帶病毒，反而是其余區域的人員被感染，這有悖新冠肺炎的病理學傳播原理。

而且，從三文魚的流通鏈路看，新發地并不是進口三文魚在北京停留的第一站。張玉璽表示，三文魚貨源是京深海鮮市場，即北京大紅門京深海鮮批發市場，位于豐臺區大紅門商圈內。

而大紅門批發市場才是匯集海鮮水產的最大交易中心。做為北京地區最大的鮮活水產品集散地，京深海鮮市場占地十萬平方米，每天售出137噸水產品，且不僅面向賓館、飯店提供批發業務，還提供零售服務。

這意味著，三文魚在新發地所經歷的如切片裝盒等步驟流程，在大紅門一個都不會少;大紅門的人員對三文魚的接觸程度，可比新發地的任何人都要密集。

這樣說來，如果某批或多批三文魚，本身被新冠病毒所污染的話，新發地上游的大紅門，應該也出現患者或在環境中檢測出病毒。但在6月12日，北京市區疾控中心在對全市農貿市場，大型超市等排查中發現，出新發地市場外，其余農貿批發市場、大型超市，當然包括大紅門海鮮市場，均為陰性。

這表明，三文魚并不是此次北京疫情的新冠病毒源頭。真正的病毒來源，大量證據指向的是新發地市場中的流動來往人員。

根據北京市官方檢測結果表明，此次北京疫情病毒毒株，來自歐洲系。而在中國北方地區，此前歐洲系病毒毒株的感染來源，主要是北方邊境省份。眾所周知，農貿市場的特點，是人流極其雜亂，不少來自東北、內蒙及其他地區的相關從業者。同時，雖然具體原因未知，但農貿市場，尤其是新發地這種室內大廳，給人與人之間快速傳播提供了機會。

放在世界范圍內看，三文魚產量每年220萬多噸，歐盟國家消耗100萬噸，北美50萬噸，日本40多萬噸，中國10萬噸。中國作為單一市場其實總量是最低的，而日本、歐盟等國家爆發疫情以來，并未有銷售終端或人員直接因吃三文魚而感染的病例，少量有接觸海產品感染的病例，具體感染鏈路，也未可知。

就在今天下午，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也表示，三文魚案板發現活性病毒，不能說明任何問題。不能提示三文魚就是造成這個傳播的源頭，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。有可能是感染的人，在這個案板前講話，飛沫的噴出，都可能造成案板污染。

也就是說，三文魚案板，其實有可能也是“受害者”。

事實上，新發地有40多個環境樣本中，都檢測出了新冠病毒。張玉璽一個字沒提，唯獨對和他的市場并無直接進口關系的三文魚，被他一口捅破了。

大眾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北京官方從一開始對三文魚就只字未提。唯一一次提到三文魚的情景，是在6月14日(周日)傍晚的新聞發布會上，豐臺區副區長張婕對“三文魚帶毒”做出的回應。

她表示，疾控部門對京深海鮮市場的海鮮區，尤其是三文魚交易攤位及公共區域進行了抽樣檢測，一共469件。其中人員咽拭子186份，環境樣品283件，目前檢測結果均為陰性。

這個回應，等于是直接證明了三文魚的清白。

而將眾人注意力聚焦在三文魚身上的，反而是新發地批發市場董事長張玉璽，接受北京一家三個字的媒體采訪時的一段話。他說，相關部門抽檢時從切割進口三文魚的案板中，檢測到了新冠病毒。

那么為什么40多個環境樣本中都有病毒存在，張玉璽只提三文魚案板?

原因我們不得而知。但三文魚在北京，甚至全國的滯銷，受影響最大的壓根不會是新發地市場。畢竟新發地市場是著名的植物性(蔬菜瓜果)生鮮交易市場。真正受到巨大影響的，是大紅門等專做動物性(海鮮水產肉品)的農貿批發市場。

沒人知道張玉璽為什么要這么說!最新消息是，張玉璽的次子張月琳，即此前新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總經理，北京市官方于今天下午已經責令將其免職。

02 北京菜源并不會斷

新發地一出事，北京的朋友們開始了新一輪搶菜潮。

這是因為新發地是北京最大的“菜籃子”，是北京交易規模最大的農產品批發市場。2018年各類農副產品交易總量1749萬噸，市場總交易額1319億元。日吞吐水果2萬噸，蔬菜1.8萬噸，北京市的水果蔬菜，70%都來自這里。

同時，新發地還是全球最大的生鮮批發中心;它在全國都有基地，重點基地在山東和河南。這里還是生鮮的期貨交易中心，指導整個北方的批發價格指數。

北京全城的生鮮零售也是從這里采購。除了盒馬、永輝、沃爾瑪等少數幾個有自己生鮮供應鏈的企業以外，北京的中型主流超市、以及部分新冒出的生鮮電商平臺，生鮮貨源其實都是在新發地進貨。

6月13日凌晨，新發地市場全面封鎖暫停休市。這么重要的蔬菜水果貿易樞紐，受到病毒影響休市后，大家的確會認為，將極大程度影響北京全市的蔬菜瓜果供應問題。從而因為害怕“菜荒”從而瘋狂搶購。

但事實上，目前北京的蔬菜水果供應所受到的影響很少。根據多個媒體實地探訪報道，菜市場與超市中蔬菜、水果、肉類等物品均正常供應，并未出現漲價現象。

這是因為，北京的蔬菜水果供應鏈中，只是中間環節批發市場受到了影響，外地的貨源和北京終端零售這“一頭一尾”，并沒有受到影響。

那些原本在批發市場進行的交易，也被轉移到了不遠處的的臨時交易區進行。其中蔬菜有4個交易區，分別是國際名酒城場地、新發地市場大貨車停車場、新發地村停車場和新發地北橋東側國際水產城場地，全部用于蔬菜大車的批發交易。水果在位于盛芳國際花卉總部基地的北二門，即羊坊臨時交易場區進行。目前臨時交易區的商品價格與休市前相比，價格波動不大。

這種做法可以完全保留新發地批發市場的基本功能，最多就是像是回到了30年前新發地的露天作業狀態。這意味著除了綠葉菜等儲存時間短、損耗率高的商品會有漲價波動以外，北京的總體生鮮供應不會受到大的影響。

與此同時，北京的一些大企業如物美、家樂福在外地緊急往北京調貨。當然，這些貨源最終主要還是保障自己的貨源供應，畢竟這些超市門店也不可能替代新發地的全城供給能力。

新發地的疫情問題，再次將一個問題堆在了全國人民面前：農貿市場是不是不安全?

先是武漢華南海鮮市場，后是北京新發地，兩次病毒快速傳染的源頭地方都是農貿市場。不少人會提出問題，這種大型農貿市場在當今的一線城市有沒有存在的必要?

提出這種問題也不無道理，除了可能成為疫情源頭外，這些較為臟亂的農貿市場并不符合北京市五環內市容管理要求;從經濟角度來說，這些市場所在的西南四環地區，正是北京同區域房價最低的地段，農貿市場帶來的經濟效益并不如大型商圈。

那么這種低端的批發市場是否應該被取代呢?

答案是否定的。批發市場的功能，對于一個人口千萬級的大城市絕對有用。

在各種批發模式當中，都需要一個集中的中轉地。在東亞地區，這些生鮮中轉批發地，主要由市場管理方主導。其承擔的功能，便是使得終端生鮮的小型化、個體化零售得以保障。

即沒有新發地這個批發市場的存在，至今那些菜市場攤販、小菜店承擔北京主城區生鮮日常供給的能力，大概率會消失殆盡。這并不利于北京作為超大城市的生鮮購買需求，也不利于市場價格的有效平抑。

因為如果缺乏這個中轉地，生鮮零售將由批發商、連鎖品牌等大商家所壟斷。這種壟斷顯然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，我們國家的生鮮上游就是高度分散的種植，所以釋放出的上億勞動力，自然會參與到末端的高分散售賣。

以疫情都和新發地有關，而指責新發地批發市場的存在意義，這種帶節奏的誤導性，并不比三文魚有病毒的帶節奏“善良”到哪里去。